我国设立特区的过程

闲鱼野鹤

     关于华国锋在创办特区过程中的设想与贡献，他主要是在决策层面给予了关键支持与推动，为广东、福建的“先行一步”创造了条件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    支持建立出口基地，播下特区“种子”


    早在1978年，华国锋就听取了赴港澳经贸考察组的汇报。对于报告中提出把宝安、珠海划为出口基地的设想，他明确指示“凡是看准了的，就要抓紧落实，说干就干，把它办起来”。这直接推动了后来宝安、珠海从农业县向出口基地的转型，为深圳、珠海特区的建立播下了最早的种子。

   同意广东“先行一步”，给予关键授权


   1978年11月，习仲勋向华国锋当面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、允许其在宝安和珠海建立外贸基地。华国锋当场同意广东先走一步，并支持其在两县建立外贸基地。这给予了广东探索特殊政策的宝贵“准生证”。

   支持体制改革，鼓励“新体制”试验


    华国锋不仅同意给权，还鼓励广东进行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。他曾对习仲勋说：“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，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”，并明确表示“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，试验进行大的改革”。这为后来特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预留了探索空间。

    关注“加工贸易区”的具体形式


   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，华国锋还具体提到：“珠海、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”，并指出“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，产品不受配额限制”。这说明他对特区早期的具体经济形式（加工贸易）也有过思考。

   对北方特区的设想（大连）


   1980年，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向华国锋提议，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。华国锋对此予以重视，并委派谷牧到大连进行考察，虽然该建议后来因意见不一被搁置，但可见他对特区模式的推广持开放态度。


   总的来说，华国锋的设想与支持，是特区从地方倡议走向中央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。他在出口基地、体制试验和具体形式上的表态，为后来邓小平最终定名“特区”并推动大规模建设，奠定了重要的前期基础。